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一道值得玩味的风景――“假洋鬼子”，自从鲁迅在《阿Ｑ正传》里写过那个手持文明棍、两腿笔直、从东洋速成归来的钱大少爷之后，这个称呼就不胫而走，成为某一类中国人不光彩的共名。
“假洋鬼子”，狭义地看是指那批出过洋的中国留学生，广义则可涵盖买办、通事、西崽、洋务人员
晚清几十年，可以说是“假洋鬼子”的黑暗时期。鸦片战争惨败，古老的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门户，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人――买办，应运而生。然而，在华尊夷卑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作为西方强势文化的派生物，西方利益的中国代理，他们注定是一批受排斥的异类，且不说朝廷士大夫，也不说蒙昧的民众，即使是那些思想开明的维新人士，对他们也是颇为蔑视，清朝维新保皇派官员冯桂芬这样议论那些从事买办活动的通事：“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冯桂芬：《采西学议》，《校?庐抗议》卷下）其实不仅是买办，凡是与外国势力沾边的人都受到国人强烈的排斥，留美幼童的中途撤回，他们回国后的惨淡经历；容闳、王韬、郭嵩焘、严复等现代精英的坎坷命运；还有对大清皇朝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洋务运动创始人李鸿章的卖国恶名，无不证明这一点，历史为他们提供的空间是何等的狭窄！
“假洋鬼子”形象进入文学作品，已是清朝末年，也就是大清帝国连遭两次重创（甲午之战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古老的封建大厦濒临崩溃的前夕，从时间上看，已大大滞后于历史。这个现象不难理解：在接近尾声的中国古典文学格局中，显然不会有“假洋鬼子”的位置，他们只能在最低等的文类――通俗章回小说里出现。这类人物的登场，与清朝末年推行新政废除科举、留学狂潮勃兴、崇洋风气形成有关。这类人物除个别叱诧风云、指点江山的英雄（如《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几位高谈阔论的海归学人），几乎都是小丑式的恶人。在李伯元的笔下，海归的留学生不是骗子、无赖，就是市侩、投机分子；在吴趼人的《发财秘诀》（又名《黄奴外史》里，对买办的抨击，达到失真的程度，连作者自己都承认：“著作尝言生平所著小说，以此篇最劣。盖章回体例，其擅长处在于描摹，而此篇下笔时，每欲有所描写，则怒眦为之先裂。”甚至连革命色彩最强烈的《黄绣球》，对“新学家”的批判也是严厉之极：“至于那误认天赋之权的，剽窃外国哲学的皮毛，借着爱国保种为口头禅，却一旦要灭他自己的家门，杀他自己的父母。家尚不爱，何爱于国？父母生身的血种，尚不欲保，还讲保什么种来？一戴了日本式帽子，一穿了双洋式革履，昂然入市，把酒色财气看为英雄豪杰的分内常事，甚而借着妓女优伶，讲求运动。这些人物，就只可陈设在中国博览会中，供东西各国的人冷嘲热笑罢了。”
作为西风东渐的必然产物，天性的愚贤，教养的高下，决定了留洋学子分成两类，一类是中西合璧的精英，另一类是中西合污的泡沫，但在清末的小说中，肯定赞扬前者的作品少而又少，揭发抨击后者的作品却比比皆是，这种严重的失衡，充分反映了晚清士人的文化心态。也暴露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危机。
不妨以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为例。
《文明小史》最初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第一号至五十六号，从１９０３年５月至１９０５年７月，整整持续两年又两个月，这段时间，正是清王朝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废除科举、留学狂潮勃兴之际，作者几乎同步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其中出现的人物，有留学生、买办、西崽、洋务官员、教民等，李伯元对他们的态度，从小说人物的姓名可以看出：贾葛民（假革命）、贾平泉（假平权）、贾子猷（假自由）、康伯图（买办）、辛名池（新名词）、刘学深（留学生）、周四海（走四海）、董和文（懂日语），劳航芥（老行家）……。作者以漫画的笔法，对他们竭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中西方两种文明以生硬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凑合，给人以触目的怪异感。小说第十六回，第一次来上海开眼界的江苏吴江贾氏三兄弟在茶楼里看到这样的景象――
高大身材，瘦黑面孔穿了一身外国衣服，远看像是黑呢的，近看变成染黑了麻线织的，头上还戴了一顶草编的外国帽子，脚上穿了一双红不红、黄不黄的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这人刚刚走到半楼梯，就听得旁边桌上有个人起身招呼他道：“元帅，这里坐！元帅，这里坐！”那来的人，一见楼上有人招呼他，便举手把草帽一摘，擎在手里，朝那招呼他的人点了点头。谁知摘掉帽子，露出头顶，却把头发挽了一个髻，同外国人的短头发到底两样。他们师徒父子见了，才恍然这位洋装朋友，原来是个中国人改变的。
后来才知道，此公是个打着留学生的招牌、专打野鸡的下三烂。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物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他们既可笑，又可恨，时髦怪诞的外衣，包裹着腐败的灵魂，散发着阵阵霉味。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维新，就是吃牛肉、穿洋装、戴草帽、说新名词；所谓革命，就是造祖宗反，破坏一切道德成规，惟我独尊。西方的婚姻自由到了他们那里，变成了“扎姘头”。坑蒙拐骗嫖赌抽，因此也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小说第十八回，以“新学家”自许的郭子问怂恿姚文通吸鸦片，还大放厥词：“论理呢，我们这新学家就抽不得这种烟，因为这烟原是害人的。起先兄弟也想戒掉，后来想到为人在世，总得有点自由之乐，我的吃烟就是我的自由权，虽父母亦不能干预的。文翁，刚才康周二公叫你吃牛肉，他那话很有道理，凡人一饮一食，只要自己有利益，那里管得许多顾忌？你祖先不吃，怎么能够禁住你也不吃？你倘若不吃，便是你自己放弃你的自由权，新学家所最不取的。”
小说第十七回里，贾氏三兄弟来到一家专营西学译作的书坊，新出的畅销书《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令他们赞叹不已。通过书坊老板之口，他们得知名叫董和文和辛名池的两名翻译高手，都是东洋游学归来的才俊，尤其是辛名池，更是了不得――
他改翻译的本事，是第一等明公。单是那些外国书上的字眼，他肚子里就很不少。他都分门别类地抄起来，等到用着的时候拿出来对付着用。但是他这本书，我们虽然知道，他却从来不肯给人看。这也难怪他，都是他一番辛苦集成的，怎么能够轻易叫别人家看了学乖呢？所以往往一本书被翻译翻了出来，白话不像白话，文理不成文理，只要经他的手，勾来勾去，不通的地方改的改，删的删，然后取出他那本秘本来，一个一个字地推敲。他常说，翻译翻出来的东西，譬如一块未曾煮熟的生肉一般，等到经他手删改之后，赛如生肉已经煮熟了。然而不下油盐酱醋各式作料，仍旧是淡而无味。他说他那本书，就是做书的作料，其中油盐酱醋，色色俱有。
受这番话启发，贾氏一兄弟恍然大悟：“他那本书，我知道了，大约就同我们做（八股）文章用的《文章触机》，不相上下。”
这里作者触及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鲁迅深为慨叹的中国“酱缸文化”，西方的东西一到中国，就会被负面地吸收，化作旧文化的一部分。辛先生的翻译秘本貌似高深，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工具，令人想起上海滩上流行的洋泾浜英语，以粗鄙的“本土化”方式，转译外国的词汇。辛先生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翻译津梁》，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杀手，外国的思想一经它的处理，就会变质，成为中国旧有思想的注释，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样：“这本新的秘笈提供了另一套字库和措辞法，只要对新的东西，不管哪个范畴，哪个场合都一律适用。这本秘笈告诉我们外国的事物并不格外稀奇，其实可以方便地‘拿来’就用，而新学亦只是像旧学一样，又是一套之乎者也的八股。移植知识的工作，只不过是重新命名而已――查到了准确的字典，把事物安上正确的名称，就大功告成了。‘现代’和西方思想来到了中国，却被转化成其消费者固有思想的最新版本。”（王德威：《翻译“现代性”》，见《想象中国的方法》）
然而李伯元决不是那种具有批判精神的革命者，他忧国伤时，对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廷并没有完全绝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小说第一回，他就让饱学之士姚士广发表一通具有宣言性的高论，表达了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可见，李伯元主张维新，但反对采取激烈的手段，反对排满的种族革命。小说末回，作者一反整体上讽刺的格调，隆重推出平中丞。在作者笔下，平中丞不仅清廉端正，有济世救国的雄才大略，而且“志趣高远，酷嗜风雅，金石书画，尤所擅长”，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有幸为朝廷重用，作为“立宪”的重臣，被钦派出洋考察政治。作者显然将他视作大清国的中流砥柱而寄予无限希望。消息传出后，平中丞府上门庭若市，名利之徒趋之若鹜，面对这批投机者，平中丞一篇绵里藏针的谈笑，将其一并打发――
你们诸位，各有专门，或是当过教习，或是当过翻译，或是游历过的，或是保送过的，或是办过学务的，或是办过矿务的，或是充过幕友的，或是做过亲民之官的，人才济济，美不胜收。诸公具此聪明，具此才力，现在都想趁这个出洋机会，图个进身之阶，这也是诸公的苦心孤诣，兄弟何敢辜负。但兄弟有个愚论：书上说得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项都可以并进不朽，倒不是以富贵穷达论的。诸君的平日行事，一个个都被《文明小史》上搜罗了进去，做了六十回的资料，比泰西的照相还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画还要画得透露些，诸君得此，也可以少慰抑塞磊落了。（略）至于兄弟，才识浅陋，学问平常，此番蒙上头的意思，派出洋去考察政治，顺便阅历阅历，学习学习，预备将来回国，有所陈条，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兄弟担着这个责任，时时捏着一把汗。诸君流芳遗臭，各有千秋，何必在这里头混呢？
这不啻是一篇声讨“假洋鬼子”的檄文，包含着拔乱反正的强烈冲动，骨子里仍然是保守的“中体西用”信念。
正因为如此，李伯元才对这个洋字号族群不分青红皂白，一杆子统统打落水，使一些西化精英也淹没在这个泡沫中，比如劳航芥，按书中的交代，劳十二岁就到陆师学堂读书，后不满意学校的教育，自费到日本留学，从先进小学校一直读到有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读了两年又嫌日本大学程度太低，跑到美国进了纽约的卜利技大学继续学法律，毕业后到香港挂牌开业，成了中国人第一个在香港当律师的人。可见，劳航芥应当是与容闳、严复同一级别的现代文化精英。然而，李伯元却把他写成一个没有操守、崇洋媚外、见利忘义的小人，一再让他出洋相――
一到上海，就搬到礼查饭店，住了一间每天五块钱的房间，为的是场面阔绰些，好叫人看不出他的底蕴。他自己又想，我是在香港住久的人了，香港乃是英国的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又不得不自己看高自己，把中国那些旧同胞竟当作土芥一般。每逢见了人，倘是白种，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倘是黄种，除日本人同欧洲人一样接待外，如是中国人，无论你是谁，只要是拖辫子的，你瞧他那副倨傲的样子，比谁都大。
然而，作者偏偏让劳航芥遇上一个“生性就不喜欢外国人”、有民族气节的妓女张媛媛。张媛媛误将他当成外国人，对他十分冷淡，劳亮明了真相，还是不行，张媛媛不喜欢他这身“假外国人”的打扮。为了博得张媛媛的欢心，劳航芥只好改装，买一条假辫子装上，穿上长袍马褂，一个趾高气扬的“假外国人”，一眨眼变成了长袍拖辫的中国人。
劳航芥来到了风气未开的内地安徽，犹如珍奇动物进了闹市，成了围观对象。他飞扬跋扈，视中国民众为草芥，住旅店时不见了手表，就一口咬定被盗，连讹带诈，向店主强索二百大洋，旅店几乎因此而破产。手表后来找到了，劳也不声明归还店主的钱。劳的恶行，终于得到报应。第五十四回，劳航芥到一家戏院解闷，因不懂装懂乱鼓掌，惊扰了旁边观众，惹出事端――
他旁边有两个人，看戏看出了神，被他一拍巴掌，不觉吓了一跳。扭转头来一看，见是一个洋人，后来上上下下瞧了几遍，见他眼睛不红，头发不黄，明明是个中国人改扮的了，嘴里便打着他们安徽的土语，说：“这个杂种，不知是那儿来的？好好一个中国人，倒要去学外国狗。”劳航芥在安徽混了大半年了，有些土语他都懂得，一听此话，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站起身来，伸手过去，就在那骂他的人身上打了一拳，底下一伸腿又是一脚。那人不知道他的来历，见他动手，如何答应？嘴里嚷道：“反了，反了！天下有无缘无故的就打人的么？”一面说，一面便把劳航芥当胸一把扭住。劳航芥是学过体操的，手脚灵动，把身子往后一让，那人摸了空；劳航芥趁势把他一把辫子揪住，按在地上，拳头只往他背心上落如擂鼓一般，一时间人声如沸，有些无赖，远远看着是外国人打了中国人，都上前来打抱不平。这一着，劳航芥却不曾防备，一松手，地下按着的那个人向上爬了起来，对着劳航芥一头撞过来，劳航芥刚刚闪过，背后有个打拳的，看准了劳航芥的腰眼里当的一拳。劳航芥登时头昏耳响，一些力气也没有了。余外的那些人看见有人动了手，众人都跃跃欲试。劳航芥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趁势一个翻身，望外一溜，其时棍子也丢了，帽也被人踏扁了，衣裳也撕破了，劳航芥一概顾不得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一口气跑回公馆。
同样，对劳航芥擅长的西学，李伯元也是不遗余力地贬损。劳航芥精通英语，作者偏偏让他碰上德国人，法国人，还有俄国人，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狼狈不堪。粗鲁无文、好赶时髦的黄抚台并不知道洋文还有那么多的名堂，只觉得花重金雇了一个只懂一国外语的洋务顾问，实在吃亏，结果就把他晾了起来，无趣之下，劳只好自己递出辞呈，一走了之。劳航芥在中国内地到处碰壁，洋相百出，无疑是李伯元“中体西用”信念的一种想象性胜利。
然而李伯元并不是那种昧于大势的人，他自幼成长于风气开化的江南，随洋教士学过英语，后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办报，还到日本游历过，眼界远比一般人开阔，所以，他才赞成维新，并对顽固僵死的守旧派持否定的态度。在《中国现在记》里，李伯元对冥顽不化、不识时务的朱侍郎持讽刺态度，朱侍郎拒绝一切洋物，到了可笑的地步，回家奔丧时间紧迫，同僚劝他坐火轮，被他拒绝，还说：“兄弟从小到如今，凡有鬼子的东西，一直没有用过，倘若一朝失节，便做了名教中的罪人。老兄还是成全了兄弟罢。至于用夷变夏，那是断断乎不敢的。”在他眼里，那些鼓吹维新的人士，都是些“剃了辫子要到外国当奸细去的”。然而李伯元毕竟还是中国传统文人性情，在“利益”与“文化”之间，价值天秤更加倾向于“文化”，这也是当时许多中国文化人共同的价值选择与文化操守。这没有办法，对于这些人来说，西方的物质文明再发达，科学再昌明，技术再先进，终究属于“形而下”的东西，无法与“形而上”的中华文明相提并论，而他们的西学修养，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也远未达到五四那一辈学人的深度。因此，他们虽然领教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与强大的实力，为了现实的“利益”而背叛自己的文化道统，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至少在情感上如此。由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含义，那是老一辈中国学人文化操守的极端性表现。
公平地看，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时代，李伯元的主张未必不正确，然而，历史已经到了天翻地覆的时刻，正常有序的渐进已属不可能，在“利益”与“文化”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为了民族的生存，放弃固有的文化，选择“西化”的道路，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之举，当然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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